宋代苏轼不仅工于诗文，还是一位体恤民生的好官。元祐七年二月，苏轼赴任扬州途中，见沿途庄稼长势喜人，而百姓却面有忧色。一问方知，是为历年“积欠”税赋所愁，言“丰年不如凶年”：天灾之年，节衣缩食犹可活；丰年时官府催缴“积欠”，生计反而更艰难。到扬州后，苏轼立即向朝廷请命暂停催欠，“使久困之民，稍知一饱之乐”。先后奏议两次，终获成功，老百姓无不喜形于色。 
    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“人视水见形，视民知治不”，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历来推崇民本思想，勉励为政者一心为民，与民忧乐与共。在这方面，例子不少。郑板桥忧民所忧，急民所急，他在山东潍县任职时，“值岁荒，人相食”。为救民于水火，郑板桥打开官仓赈济百姓，有人提出应先上报朝廷，他凛然道：“此何时？俟辗转申报，民无孑遗矣。有谴，我任之！”这份担当，正是他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”的写照。
    “天下国家之大务，莫大于恤民”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，就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起，与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。1934年11月，3名女红军长征途中借宿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徐解秀老人家，临走时她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老人，也留下了红军和共产党人对人民的深深情谊。老百姓的苦乐，始终牵动着共产党人的心。战争年代物资匮乏，毛泽东反复强调：“我们有困难，人民更困难，我们任何时候都首先要想到人民，我们宁可自己吃苦菜，也要把粮食分给群众，宁可自己盖稻草，也要把衣被分给人民。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百姓念兹在兹的爱与关切，一直为人称颂。
    “善为国者，遇民如父母之爱子，兄之爱弟，闻其饥寒为之哀，见其劳苦为之悲。”粗通医术的孔繁森，看到藏族群众缺医少药，每次下乡都身背药箱，义务为群众防病治病；风雪天里，焦裕禄首先想到的是“群众住得咋样？牲口咋样？”放弃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，黄文秀回到家乡担任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，年仅30岁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……忧乐与共的背后，彰显的是共产党员对人民的深厚情谊与高度责任感。
    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”诚哉斯言。98年风云激荡，党带领人民走过坎坷迎来坦途，走过黯淡迎来辉煌，其路愈艰，其情愈笃。阔步进入新时代，面对世情、国情、党情的深刻变化，如何“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”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来说，人民，永远是最强大的依靠。
    一份信仰，终生笃行；一颗初心，永不褪色。身为共产党员，我们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，永远不脱离群众、不轻视群众、不漠视群众疾苦，经常省察自己所喜为何、所忧为何，看看自己是离百姓越来越近了，还是离百姓越来越远了？是为群众牵挂的更多了，还是为自己考虑的更多了？想想人民期盼什么，自己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、身后当留下些什么？在审视、叩问初心中，践行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（常春晖）